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梓，成书时间是清朝，揭露科举。这有点儿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《堂吉诃德》，讽刺这个社会的基础。欧洲的社会基础是骑士，中国的社会基础是科举制度。他就讽刺这个，范进50多岁中举，不容易啊，最后还疯了。
《聊斋志异》，作者蒲松龄，一辈子参加科举，70多岁了还提着考篮进考场，他就没吴敬梓看得开。蒲松龄借写妖狐鬼怪批判社会，他笔下的妖狐鬼怪很多，这就有强烈的讽刺意义了，所谓的正人君子还不如妖狐鬼怪呢。他最大的成就是便宜了今天说相声和评书的人，单口相声里面好多段子都是从聊斋里来的。
明成祖时，解缙主编的类书《永乐大典》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。两万多卷，11000多册，现在存世的是300多卷，中国有200多卷。这部书是抄写的，不是印刷的，原本与正本皆毁，副本不断散失。据说原本有可能在十三陵的长陵里面，跟永乐皇帝一块儿埋了，这是他个人的功绩。所以长陵不敢开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怕有《永乐大典》，一挖化成灰了。当年定陵一挖开，龙袍就成面了，今天看到的都是后来修补、仿制的。20世纪50年代非要挖皇陵，现在皇陵绝对不能挖，什么时候高科技了再想办法。而且挖也没用，也不能把东西卖了，还得建博物馆弄武警看着，累不累？还不如在土里埋着呢。
清朝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也是类书。什么叫类书啊？像今天的网站就是电子类书，我想查康熙帝，Google一敲出来一大堆，《清史稿》上怎么说，《我们爱科学》上怎么说，《上下五千年》里怎么说，所有跟康熙有关的事全有。他脚板底哪个大一圈、身高三围多少，没准儿都能给搜出来。
乾隆帝时纪昀主编的《四库全书》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，包含经史子集。经是儒家的著作；史是历史著作；子就是诸子百家，包括僧道；集是文学作品，比如李太白集或者苏东坡集。书成之后，也没有印，在全国找了几千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人，花了十年抄了七部。其中四部分别放在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、东北沈阳故宫的文溯阁。南方还有三部，分别存放在杭州、镇江和扬州。七部《四库全书》，今天现存四部半，镇江的鸦片战争给毁了，圆明园的二次鸦片战争给毁了，杭州的剩了半部。现存的四部半，三部半在大陆，一部在台湾。紫禁城文渊阁那部在台湾，那部是最好的，皇上要看当然看最好的。现在国家图书馆放的那部是从避暑山庄运来的。《四库全书》号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，两亿四千万字，一个人一辈子看完是不可能的。花了这么多人力、物力，就抄了七部，使用价值很小。
洋人的小聪明
16世纪后期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。当时正赶上欧洲文艺复兴，新教兴起，天主教势力衰微，耶稣会想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弘扬正教，欧洲人不信教了，我找别的地方的人信教。开辟新航路，也有传教的目的在内。所以，他们来到中国。
利玛窦先到了澳门，明朝实行海禁，想进入中国，中国不让进。这个洋哥们儿聪明，学汉语，穿汉服，读四书五经。一给人递名片都是西儒利玛窦如何如何，用儒家的经义解释天主教的教义。中国人一看原来儒教声名远播，欧洲人都信我们，好，那跟你玩吧。但他需要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能传教。皇帝怎么见？明神宗万历皇帝整天在床上数钱，所以得给皇上找点儿新鲜玩意儿。
利玛窦来华，向万历皇帝敬献了《坤舆万国全图》，当时的一幅世界地图，绘制得相当精美，还有八音盒、自鸣钟、怀表。皇上没见过这玩意儿，连眼镜都没见过。献上这幅地图的时候，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没在大地的正中央，周围也不是蛮夷戎狄，而是很多文明程度不在我们之下的国家。当然，利玛窦为了拍中国皇帝马屁，以东经160度经线作为地图的中心，这么一画，中国还是在中央，欧洲在左边，美洲在右边。这种绘制地图的方法，我们沿用到今天，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么画世界地图。外国的世界地图以零度经线为中心，美国在左边，中国在右边。
利玛窦讨得皇上欢心，就开始在中国传播学问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开始引进西学。那时候中国的法律很“强盗”，规定洋人不准来，来了就不准走，所以这些洋教士最后全都死在中国，埋在北京市委党校院里。
中国西学东渐之前，上一次大规模引进的外来文化是佛教，佛教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对于天主教，明清时候的中国人就不像汉唐时候的中国人对佛教那么疯狂。我们已经发展几千年了，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，是中国最欠缺终极关怀的时候。天主教就不行了，特别是后来罗马教皇发表诏谕，不允许中国的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。在中国要不拜天拜祖宗拜孔子，那还是人吗？清明节给祖宗磕头你不磕？几千年下来都这么干的，你说不能这么干，那你在中国就没法混了。
1723年，雍正皇帝下令禁教，不允许天主教再在中国传播，直到1844年中法《黄埔条约》才解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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